编者按：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向纵深推进，中资券商化身“金融航海家”，驶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它们以跨境投行连接东西，用财富管理服务民生，足迹遍布香港中环、伦敦金融城和纽约华尔街等金融枢纽，在国际资本市场发出“中国声音”。证券时报携手中国证券业协会，今起推出“券商‘出海’进行时”栏目，全景展现中资券商从合规经营到本土化融合、从跟跑到领跑的心路历程——诠释中国资本市场如何从“参与者”蜕变为“规则制定者”，在开放浪潮中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敬请垂注！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在公开演讲中指出，中资金融机构是香港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推动者。过去十余年，中资券商国际化进程经历了从探索到深化的关键跃迁。其中，头部券商通过构建全球化业务网络，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金融力量。
2024年3月，中国证监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形成2至3家具备国际竞争力与市场引领力的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这意味着中资券商国际化进入系统性升级新阶段。在金融强国建设、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背景下，中资券商正从单点突破转向全链条国际化能力建设，迎来从“跟随者”向“引领者”转型的历史性阶段。
国际业务板块羽翼渐丰
“券商国际业务逐步进入收获期，国际子公司扩表持续、业绩贡献度不断提升，愈发成为增长的重要来源。”华泰证券金融研究组联席负责人沈娟指出。2024年，中金公司、华泰证券、中信证券国际业务子公司利润贡献分别达46%、43%和18%，在集团中占据重要地位。
数据显示，2024年，华泰证券和中信证券国际业务子公司的营业收入均超过了150亿元，中金公司的这一数据也逼近百亿元。中信证券董事长张佑君在业绩发布会上介绍，2024年中信证券境外业务无论是收入还是利润都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复盘中资券商出海来时路，沈娟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上世纪的起步探索，21世纪初的差异竞争，2010年代业务逐步丰富、弯道超车，以及2020年代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她指出，从模式看，中资券商早期通过设立子公司开展国际业务，随后逐渐由内生增长转向外延并购，发展呈现多元扩张路径并行态势。
“内生增长与外延并购是相辅相成的，与公司的资源禀赋、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海外市场都息息相关。”东吴证券首席策略官、研究所联席所长孙婷表示，大券商资源禀赋更强，注重大而全，因此更倾向于选择外延式并购，一方面可以省去试错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快速获得市场份额；中小券商的国际化目前主要还是深耕香港市场，通过母公司增资或担保扩大资本金，做优财富管理、投行、资产管理等业务。
沈娟同样观察到了券商国际子公司的扩表趋势。她表示，头部券商的国际子公司总资产规模在过去5年普遍呈现持续扩张态势。如中信证券2024年完成对中信证券国际9.16亿美元的增资，使后者年末总资产规模达506亿美元，较年初增加46%。中信证券国际董事长李春波称，该笔增资缓解了中信证券国际的资金流动压力，也为各项业务的拓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资金保障。中金国际、国君金控、银河国际也均保持资产扩张趋势。
沈娟指出，香港证券行业收入结构与内地有较大的区别，整体呈现多元化特征、但自营交易收入的占比较低。沈娟预测，国际业务未来会是券商拓宽收入来源、推动收入多元化的利器，也是通过满足客户境外和跨境业务需求、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尤其是与金融投资相关的综合业务（如方向性投资、做市、跨境衍生品等），有望带来新的扩表空间与业务增量。
券商加速构建出海网络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把握住了外资走进来的诉求；另一方面则是香港更为便利的上市环境促使很多中资企业走出去，为头部券商的境外投行业务创造了发展契机。”孙婷在总结中资券商出海路径时认为，头部券商通过发力跨境投资与境外融资，加大港股IPO投行资源配置，拓展跨境并购以及中资离岸债、全球存托凭证（GDR）发行等业务，完成了国际业务的第一次跃升。
Wind数据显示，截至11月25日，2025年港股市场共有40家投行参与保荐了IPO项目，排名前四的均为中资投行，分别是中金、中信、华泰和招银，参与保荐的IPO家数分别为35家、26家、18家和12家，市场份额合计占比超过51%。2024年全年，港股股权融资市场80%的项目均由中资投行保荐。中资企业不断释放的海外投融资需求，成为券商发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推动力。
在中信建投证券非银金融首席分析师赵然看来，现阶段证券公司“走出去”是我国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国内产能优势突出但有效需求不足，对外则面临较高的贸易壁垒，实体企业出海节奏明显加快。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约917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7%。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也为我国证券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赵然表示，2024年，证券行业国际化进程显著加快，政策红利与市场需求形成双轮驱动。头部券商通过获取牌照、增资扩股、人才储备“三步走”策略加速全球化布局。中资券商国际化呈现“区域集中、多点突破”的特征，海外网点和业务布局往往集中于发达市场以及与母国有较多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因此欧美发达市场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成为了我国券商出海的主要方向。
孙婷也提到，东南亚正成为头部券商近年来进行海外布局的重点区域。比如，银河证券等海外业务起步较晚的券商，将东南亚作为启程始点，通过收购当地领先券商实现国际业务破局。中金公司、中信证券、华泰证券等此前在欧美布局较多的券商，也开始在东南亚市场上投入更多精力。此外，部分券商近年来还在印度、中东、非洲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加大了布局力度。
“这种转变主要是基于产业链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一带一路’等合作框架为中资企业提供了进一步‘走出去’的制度保障与合作平台。”孙婷表示，香港市场或欧美成熟市场已聚集了众多国际投行，竞争更为激烈。同时，不少中资企业已在东南亚等建立了增长的“第二曲线”，当地资本市场也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存在可观的业务增量，尽早布局更容易实现弯道超车。
使命与风控不分轩轾
“券商高质量‘走出去’，对于一流投资银行的建设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赵然表示，我国若没有一批真正具备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引领力的投资银行，既不利于中国本土优秀企业“走出去”，登上国际资本市场舞台——在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实现更高效的资源整合并实现自身跨越式的发展，也不利于国外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为我国企业的长期高质量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复盘摩根士丹利、高盛、野村等全球一流投行的国际化历程，赵然认为券商要大力发展国际业务，需有清晰的路径以适应不同市场的情况，同时还需打造与发展模式相适配的管理体系以兼顾当地团队的灵活性和总部管理的一致性。从券商出海的路径来看，中资券商亦可以通过“走出去”“引进来”“本土化”三个阶段，逐步实现海外业务的做大做强。
孙婷表示，中资券商要实现本地化适配，可以从三方面着手：首先，结合自身优势，在业务选择上可优先发展投行、机构销售交易等全球属性强的业务，再逐步拓展财富管理等本地化要求高的领域；其次，在本土团队建设方面，可实行双轨制（比如银河证券的“总部-区域-本地”三级管理体系），由总部把控战略与风控、区域协调资源、本地团队负责执行，此举既能避免文化冲突，又能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最后，在券商开展国际化业务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市场环境和法律法规均存在较大差异，也需要在扩张业务规模和做好风险控制之间谨慎地寻求平衡。
过去几年，部分券商境外子公司在承揽及投资中资房地产企业发行的高收益美元债方面相对激进，这种操作在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放大了券商自身的信用风险。有行业分析人士表示，有效平衡短期收益与长期风险，是中资券商出海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尤其需要避免过度集中地投资单一品种，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建立跨市场、跨资产的风险分散机制。
沈娟也强调，海外投行的发展经验表明，国际化需立足本土优势、实现业务重点突破，在跨境并购端需审慎考量估值与协同，不可冒进。当前，境内外宏观环境颇为复杂，券商在探索壮大国际化业务的进程中仍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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