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税来税又去”的闹剧

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多数意见作出判决：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一揽子全球关税缺乏法律依据，“自始无效”。然而，判决墨迹未干，白宫旋即宣布，将援引另一法案继续加征关税。这一幕“司法否决、行政再征”的戏码，绝非简单的法律程序之争，而是将美国政治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与霸权逻辑的自我反噬暴露在世界面前。它像一面棱镜，折射出这个超级大国在国力衰减期，如何陷入一种“税来税又去”的路径依赖与战略焦虑。

要理解这场闹剧的深意，必须将其置于历史的纵深感中审视。

作为自美国立国以来便深植于其政治基因中的工具，关税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政策，成为国家兴衰的晴雨表与转嫁国内矛盾的阀门。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发生在近一个世纪之前。那场以1930年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为标志的贸易保护狂潮，非但未能挽救大萧条中的美国经济，反而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引爆全球报复性关税战，导致国际贸易急剧萎缩，并为极端民族主义的滋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经济层面的伏笔。

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当一个大国试图以高墙隔绝世界来保全自身时，往往最先窒息的是自己。

本届美国政府将关税武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端化、工具化与随意化境地。其政策早已脱离了传统贸易纠偏的范畴，演变为一种服务于多重复杂目的的“复合型霸权工具”。

——它是“政治提款机”，旨在迎合国内特定的民粹情绪，将复杂的产业空心化、收入不平等问题简单归咎于“外国不公平贸易”，为“美国优先”的口号注入看似强硬的注脚，服务于选举政治与国内动员。

——它还是“财政补血袋”，在财政窟窿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向全球征税来弥补收入，维系其国内议程的运转。

——它更是“外交胁迫棒”，关税税率与谈判让步直接挂钩，成为其向盟友索取更高军费分摊、向发展中国家强加政治条件、在各类议题上极限施压的万能筹码。

这一系列操作，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祸患。它严重扰乱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预期，迫使企业陷入“生产向何处去”的长期迷茫，抑制了投资与创新活力。同时，它还推高了全球通胀压力，特别是让那些依赖国际贸易的发展中经济体承受了不成比例的代价，侵蚀了多年来全球减贫的努力。更致命的是，它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破坏，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丛林法则，替代了历经数十年艰难构建起的虽不完美却至关重要的国际规则网络。美国此举，无异于亲手拆解了支撑战后全球经济相对稳定发展的基础架构，将世界推向更加分裂乃至对抗的风险之中。

这场看似对外挥舞的大棒，也如一枚巨大的回旋镖，势大力沉地回击在了美国自己身上。

首先，它暴露了“行政权扩张与宪法制衡”的激烈冲突。特朗普政府滥用“国际紧急状态”这一概念，将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等常态化问题包装成国家安全危机，试图绕过国会，攫取近乎无限的征税权。这直接触动了征税权属于国会的原有原则，凸显了美国政治体制的脆弱性。

其次，它揭示了“国内政治极化与治理失灵”的恶性循环。关税政策在美国国内并未获得一致支持，反而激化了社会分裂。受益于全球供应链的部分企业、依赖进口消费品的普通家庭以及遭受贸易伙伴报复的农业州，早已苦不堪言。国会内部以及共和党温和派与强硬派之间、两党之间，围绕关税的合法性与经济代价争吵不休。然而，在极化政治下，理性的政策辩论让位于党派立场与选举算计，本应基于专业评估的行政决策，高度依赖总统个人的意志与社交媒体上的情绪波动。这种治理失灵，使得一项明显弊大于利且被司法裁定存在合法性缺陷的政策，仍能凭借行政执念继续推进。

再次，它反映了霸权焦虑与战略短视的深度捆绑。有的政客对关税的痴迷，部分源于一种对历史的选择性回溯与误读。比如，推崇19世纪末的“关税之王”麦金莱，幻想通过高关税壁垒重现美国制造业独霸全球的旧梦。这种论调忽视了当今全球经济你中有我、深度互联的根本性变化，也回避了美国产业空心化、经济金融化等内在结构性难题。试图通过对外筑墙来解决内部积弊，无异于缘木求鱼。

更重要的是，这种以邻为壑的策略，正在加速消耗美国最宝贵的战略资产——信誉与盟友体系。当关税大棒无差别地挥向盟友与对手，当国际承诺因政府更迭或总统在社交媒体的帖子而朝令夕改，美国的政策可信度与领导力便急剧流失。此举不仅未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反而促使欧盟、东亚乃至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推进战略自主，寻求减少对美元体系和美国市场的依赖，为“去美国中心化”的多极世界秩序埋下伏笔。

最高法院的判决与白宫的即刻反弹，构成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闭环。它说明，在美国当前的政治生态下，任何基于制度与理性的纠偏努力，都可能被短期的政治利益与个人的权力意志所抵消。关税，已从一个经济工具，异化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社会分裂和战略迷茫的集中体现。

美国“税来税又去”的闹剧，表面上展现了行政权力的强势，实质上暴露的是体制的僵化、共识的破裂与方向的迷失。它未能带来其许诺的繁荣，反而加剧了国内的通胀压力与生活成本危机，将普通家庭置于全球贸易战的前线。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常押着相似的韵脚。当前美国的关税狂热，与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保护主义回声重叠，警示孤立与对抗可能带来的全球性风险。对于世界而言，美国带来的这场内耗及其外溢效应，意味着必须为更大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也再次印证了坚持开放合作、维护多边体系、聚焦自身高质量发展与科技自主战略定力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