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选举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选举，将于2026年11月3日投票。其中，众议院共435席，议员任期两年，每两年全部改选一次；参议院议员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1/3。由于美国国会实行的是单一选区制，即全国共划分出435个选区，每个选区只能选出1位议员。参议院席位由50个州平均分配，每州2席。
（一）众议院：当前民调和历史选举均显示民主党选情处于上升趋势
在众议院，共和党仅以220席对213席领先，这意味着民主党只需净增少数几个席位即可翻盘，因此全国政治周期对其影响更大。而根据当前民调和“中选魔咒”，即在野党往往在众议院中更占优势的统计规律，民主党或处于选情的上升期。
1. 政党支持对中期选举的影响
尽管中期选举是议员的地方选举，但政党支持率仍是选情的决定因素。政治周期在全国范围有同步性，特朗普支持率和前期选情都对中选有较强指引效果。首先，中期选举被视为对执政党的信任投票，特朗普支持率变化是对一年后选举结果的直接指引。其次，政治极化主导当前的美国政治。例如，深红区主流选民往往在市长、州长、联邦众议员、联邦参议员、总统选举等都投向自己政治光谱所在的一方。最后，地方选举投票率更低，议员往往需要华盛顿政治明星的背书，这也加强了中期选举的选民投票倾向与政党支持率、总统支持率之间的关联。
各类民调数据显示，特朗普执政首年的满意度不高。回顾2025年，经济继续成为选民认为更加重要的问题。但关税和反移民政策的出台和美国K型经济的分化，都使特朗普善于经济的形象难以维持。2025年特朗普净支持率全年回落。分州看，如内布拉斯加、堪萨斯、北达科他、阿肯色州等深红州在年末支持率也有所回落。分人群看，特朗普支持率分化仍大，不同性别、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人种、不同政党的选民支持率分化。只有共和党人和低受教育程度白人的净支持率为正，其余群体对特朗普净支持率均转负。
2. 媒体叙事对中期选举的影响
全国选情和地区选举的结合度高，主要受到媒体“信息茧房”的影响。过去50年，美国人对主流媒体的信任程度下降。其中，共和党支持者对主流媒体的信任程度更低，民主党支持者和共和党支持者对主流媒体的信心为51%和8%，双双创下新低。在主流媒体内部，两党选民“信任分层”的现象也很明显。
3. 统计规律对中期选举的影响
统计规律显示，在野党往往在众议院中更占优势。自1946年到2022年的中期选举，执政党仅在1998年和2002年的中期选举后，众议院的席位数有所增加。在其他年份，执政党众议院的席位数都在减少。自南北战争以来的39次中期选举中，执政党失去众议院的情况共出现36次，占92%。
（二）参议院：共和党大概率守住，民主党需赢下浅红选区才能翻转
1. 共和党在参议院的选情领先，非选+偏红选区已51席。
目前参议院格局是共和党53席-民主党47席。民主党需要净增4个席位才能达到51席，成为多数党。2026年中期选举参议院应改选33席，由于万斯和鲁比奥进入内阁（2席空缺需补选），总计改选35席。在不参与选举的65席中，民主党有34席，共和党有31席。在改选的35席中，民主党在11个选区占优，而共和党在20个选区占优在基准情形下，共和党将至少取得51席（31席“连任”+20个选区占优），民主党至少取得45席（34席“连任”+11个选区占优），共和党大幅领先。只有反转至少6个共和党领先的选区，民主党才能成为参议院多数党。
2. 民主党想要翻转参议院也存在可能路径，只是难度极大。
在改选的35个选区中，只有佐治亚州（Ossoff所在选区）、密歇根州（OPEN）、缅因州（Collins所在选区）、北卡罗来纳州（OPEN）四个选区两党选情均衡。这意味着民主党若想反转参议院，不仅需要拿下全部4个摇摆选区，还要另外反转2个共和党领先的选区。具体来看，OH-Husted、IA-OPEN和TX-Cornyn（-后为该选区的现任参议员，若现任参议员放弃竞选连任则标注为OPEN）这三个浅红选区在2020年和2024年的总统选举中都大比例投给了特朗普（共和党），2026年中期选举拿下3个浅红选区的其中两个，确实需要民主党在更大程度上取得美国社会舆论上的领先和同情。最后，除3个浅红选区外，剩余17个参与中期选举的深红参议院席位，在当前政治极化固化选区政治色彩的背景下，实现翻转的难度比浅红选区更大。当前，除4个摇摆选区外，共和党领先优势最小的是OH-Husted选区，该选区在2020年和2024年大选都分别以53.3%-45.2%和55.1%-43.9%的优势投给了特朗普。
二、2026年美国政治和中期选举的后续关键变量
（一）医保继续成为两党斗争风暴中心，共和党开始主导方案
1. 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ACA）后医保问题成为美国财政问题
本轮医保争端源自2014年通过的奥巴马医改。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ACA法案）即《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也称“奥巴马医改”。ACA的主要思路是使更多美国人负担得起健康保险，但也造成了保费通胀。
为了扩展覆盖人群，ACA法案将收入低于FPL138%的低收入成人纳入Medicaid；未满26岁的年轻人可保留在父母的医疗保险计划内;要求50人以上企业必须为全职员工提供保险。扩展后，无保险人口大幅减少，从2010年前的约16%降至约7-8%的历史低点。
为了扩展覆盖场景，保险公司不能因既往病史拒绝承保或收取更高保费；所有计划必须覆盖10类基本服务，包括门诊、急诊、住院、分娩、精神健康、处方药、康复、实验室检查、预防服务和儿科服务；要求预防服务免费，即疫苗、筛查等无需自付。
2. ACA法案涉及财政的核心条款是保费税收抵免（PTC）政策
ACA提供标准化保险选项（铜、银、黄、铂金级）,并政府设立税收抵免（PTC）为收入在联邦贫困线（FPL）100%-400%的家庭提供保费补贴,补贴为保费支出的一定比例。在每年的开放注册期内，申请人通常会在经纪人或代理人的协助下估算其下一年度的家庭收入。通过申请人的个人所得税报税情况，抵免补贴直接按月支付给保险公司。政府直接向保险公司支付补贴的模式导致医院、保险公司和药品福利管理者（PMB）三方乐见于随着保费增加带来的政府补贴金额的增加，从而让保费补贴成为美国财政负担的重要来源。
3. ePTC加剧了美国财政负担，而取消ePTC则加剧民众负担
疫情期间，拜登政府推出增强型保费税收抵免（ePTC）政策作为临时性财政补助。ePTC使中收入群体也受益，但也进一步推高了保费，更增加了财政支出。在原始ACA规定中，家庭收入超过FPL400%的人就完全没有资格获得任何补贴，被称为“补贴悬崖”。2021年，美国通过《美国救援计划法案》，引入“加强版保费税收抵免”：允许收入在FPL100%-150%的人群免费参加基准银级保险计划；对收入超过FPL400%的家庭，只要其基准银级计划保费超过其家庭总收入8.5%就也有资格获得补贴。
展望后续，若保费涨价和EPTC取消叠加，居民保费支出或大幅增加。如果EPTC到期，平均自付保费会增加75%以上，带动实际保费支出增加。另外，312家保险公司提交的ACA市场计划初始费率现实2026年拟议费率中位数涨幅为18%，为去年7%中位数涨幅的两倍多。
因此，延长ePTC获得了跨党派的民意支持。整体而言，超过84%的参保者支持延长EPTC政策。即使在共和党内部，MAGA支持者也有72%希望延长EPTC，非MAGA共和党有75%也支持延长。这意味着，即使共和党反对延长EPTC，也必须给出财政有足够兜底、选民有足够动力支持的替代方案。在多年补贴的惯性结构下，美国民众已无力重新负担经过多年、多轮涨价之后的医疗保险方案。医保责任难以再推回民众，两党为了选举只能把保费支出放到美国财政的大蛋糕内部先分摊，再根据美元和美国财政的整体形势，以危机出清或技术进步的方式解决。
（二）尽管通胀读数下降，“生活成本”继续成为竞选主旋律
特朗普以经济能手的形象和叙事赢下大选，但“生活成本危机”已成为其民意支持的负资产。住房、保费、学贷、能源、杂货等已经形成高度黏性的感知通胀。
针对经济，特朗普“自由主义稳增长、行政干预压通胀”的组合政策逐渐生效。这一组合极具特色，甚至可以称其为“右翼自由主义”与“左翼干预主义”的混合。一方面，特朗普积极出台去监管、减税等自由主义市场政策。另一方面，特朗普签署行政令，直接点名药企、连锁超市等“中间商”，要求通过行政谈判压低药价和食品价格，甚至以关税豁免作为交换条件。
针对物价，两党药方不同。民主党强调补贴收入，特朗普重视财富效应。两党都看到了选民财务状况的恶化，以及承诺控制物价对选情的重要帮助。民主党主张提高富人和大型企业的税率，用增加的财政收入去支持医保，而特朗普不断强调美国股市的投资价值。美国人目前预期美国一年内的商业环境创新低的同时，认同当前股市投资价值的比例却达到历史新高。美国人预期1年后收入情况恶化，但却同时预期1年后财富状况会变好，这正是特朗普希望更多通过股市和加密货币的财富效应来促进经济循环的叙事。
（三）围绕选区重划的竞争激烈，其结果极大影响众议院归属
1. 选区重划可以为众议院选举创造出不公平竞争优势
政治极化导致的竞争选区数量锐减，使选区重划成为两党众议院竞争的重点。由于政治极化加强了基本盘的各自聚居，全美真正的“摇摆选区”已降至约40席，导致选区重划的结果直接影响全局。选区重划的结果关乎两党长期竞争力，历次重划均牵动两党动员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州长、众议员、国会领袖等各方调动政治资源。民主党若要夺回众议院，只需要在真正的竞争性选区投入资源；共和党也全力争取这场围绕制度的权力竞争（Power Grab），打破历史周期。
众议员席位再分配每10年一次，名额根据人口重新统计结果分配到各州。众议院代表民众利益，因此理想情况下，美国每名众议员都应代表相同数量的选民。因此，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目前的435个众议院席位，均按等人口原则分到各州，各州再继续划分选区。选区的数目即为该州得到的众议员席位数，且不同选区所包含的人口数量相等，该州的所有众议员即由各个选区的选民分别投票选出。
因此，在重划过程中，州选举委员会等负责单位可通过崎岖古怪的选举边界划定，使更多选区成为本党的"安全席位"（Safe Seat）。为了增加安全席位，两党采取的策略有两种，分别为“打包”和“分割”。“打包”（Packing）把对方选民集中在少数选区，稀释对方支持者在其他选区的影响力；“分割”（Cracking）把本党支持者分散在许多选区中，并确保他们在每个这样的特定选区中都是相对多数。
2. 当前两党众议院席位接近，选区重划成为后续选情的关键前瞻
总体看，在已公布新地图的6个州中共和党净得3席，但在6个尚未确定选区地图的州中，民主党可能净得3席以上。在6个已有结果的州中，共和党净得3席。共和党在德克萨斯（+5）、密苏里（+1）、北卡（+1）、俄亥俄（+2）增加9席，民主党在加州（+5）和犹他州（+1）增加6席。在6个尚未确定选区地图的州中，已知情况净利好民主党3席。其中，3个州由共和党主导重划，3个州由民主党主导重划。在共和党主导重划的3个州中，共和党或在堪萨斯州（+1）净得1席，内布拉斯加州选区调整大概率不会改变席位归属，但将巩固共和党位于奥马哈的第二选区；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已启动选区重划，但影响的席位数尚不确定。在民主党主导重划的3个州中，民主党预计最多在马里兰州（+1）、弗吉尼亚州（+3）和伊利诺伊州增加4席以上新席位。针对德克萨斯州为共和党净增5席的方案，民主党提起司法诉讼，地方法院推翻该地图后，共和党又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又推翻了地方法院的裁决结果，支持共和党地图。另一边，共和党也就加州新地图发起诉讼，两党画图、程序、司法博弈竞争激烈。
3. 围绕特朗普对行政权的扩张，府院、央地博弈或加剧
特朗普第二任期行政令使用频率显著超越第一任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共发布了220项行政令，但截至2025年12月18日，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内已签署了225项行政命令、55份备忘录和114项公告。2025年，特朗普通过《大而美法案》和《2026年持续拨款、农业、立法部门、军事建设和退伍军人事务及延期法案》已实现了其主要立法目标。而其他例如关税政策和监管改革等影响市场的自由化政策，均是通过行政令实现。
本届特朗普政府“以快打慢”，使国会和州司法诉讼的速度追不上行政令出台的速度。例如，特朗普通过芬太尼关税行政令、对等关税行政令等迅速推进对华、对全球全范围关税。但由于关税权归属国会，因此导致了诉讼和后续最高法院对相关行政令可能的撤回。而除关税问题之外，包括税收、移民法、选举规则、重大权利变更等重大政策也须由国会决定。特朗普政府以快打慢，先造成既定事实，通过短时间颁布大量行政令的方式，实质上已重塑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除发布大量行政令外，特朗普还可以频繁使用“备忘录”和“公告”来宣示政策方向。行政令是总统向行政部门官员发出的指令，在《联邦公报》上公布，并列明总统发布命令的依据。备忘录和公告也包含针对行政官员的指示，但没有编号，也没有与行政令类似的公布要求，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CBO）也不需要就备忘录的内容发布预算影响声明。换言之，备忘录已被用作行政令的等价物，但却不符合行政令的法律要求。
2025年特朗普利用55份备忘录推进了在能源开发领域的去监管化，在社会领域的去DEI化，移民和技术开发与在贸易、投资领域的美国优先等。可以看到，特朗普领导下的白宫一定程度上越过了行政权的合理边界。若中期选举后特朗普失去一院或两院，其行政权或进一步扩张以对冲对手掌握立法权的掣肘，从而难言“权力受限”。
中期选举前，特朗普“滥用行政令”或成为行政权力再次受到限制的契机。一旦行政被再度限权，例如关税等部分外交权力或从总统转移到共有535名议员的参众两院和近900名法官的联邦法院中。随后，行政当局的授权范围或收窄，司法审查强化，美国政府出台和执行政策的速度、广度和灵活性或下降。具体而言：
一是实践层面，关税权作为国会的权力或被收回。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第8款“国会拥有下列权力：规定和征收直接税、间接税、进口税与货物税，以偿付国债、提供合众国共同防御与公共福利”。一旦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对等关税违宪，民主党或大概率结合既有法案的逻辑，或新推出法案尝试收回关税权。
二是理论层面，国会或进一步收缩白宫的释法权。2024年6月28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LoperBright案中作出判决，法院在决定行政机构是否在其法定权限内行事时，应当保持独立判断，不得仅因法规含糊不清而听从于行政机构对法律的解释，终结了已有40年历史的“Chevron原则”。当前市场预期最高法院不支持特朗普对等关税的信心也源自2022年联邦法院对这一原则的推翻。
三是央地层面，州诉联邦政府的案件或继续增加。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之初就通过“暂时中止机构拨款、贷款和其他财政援助计划”行政令冻结了外国援助相关支出。对此，纽约州等23个州对特朗普提起诉讼。此外，特朗普通过发布“保护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和价值”行政令，实质终止了美国“出生公民权”。华盛顿等4州对此提起诉讼，认为出生公民权应由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保障。上述年初提起的诉讼至今仍在地区法院-上诉法院-最高法院的上诉链条中，而随后又不断产生新的诉讼，极大消耗了行政资源。
三、美国政局和中期选举对中美双边关系的影响
（一）整体判断，中美博弈处于均势，全年中美双边关系有望较为稳定
1. 中方仍需维持美国在半导体、高端机械、金融等领域对华政策稳定
在半导体领域，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报告称中国2024年中
国自美西方采购近380亿美元先进制程半导体设备，并建议联合多边力量，从出口管制、设备监控领域管控半导体设备。
在生物医药领域，美国议员曾多次尝试推出“生物安全法案”，但均未获通过。12月18日，生物安全法案被夹带在NDAA2026（第851条）中生效成法。
在金融领域，美国对华金融制裁影响从小到大为双向投资脱钩和威胁切断美元清算。一是威胁投资脱钩。根据美方年初发布的《美国优先投资备忘录》，美方可限制中美双向的私募股权、风险投资、绿地投资和对公开交易证券的投资，影响美国养老基金、大学捐赠基金等在华投资敞口。
二是炒作美元清算。美方理论上可制裁中资银行，禁止美国金融机构为其处理美元交易，限制或禁止其维持代理账户，从而将受制裁银行排除在美元支付体系之外。由于切断中国的美元清算几乎相当于自行放弃美元霸权和强制推动中美完全脱钩，也不符合特朗普的行事逻辑，实际被威胁使用的概率较低。
为了防止上述情形对中国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中方仍有动力稳定中美双边关系。
2. 特朗普也需协调中方的出口管制、反垄断调查等政策对美国的影响
出口管制方面，除稀土、石墨材料、超硬材料等中方占主要出口份额的商品外，小商品和电子元器件同样在对美出口中占据主导地位。小商品凭借产业集群和供应链体系，中国的小商品具有相对的成本优势，占据了美国的主要市场份额。针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核心品类实施配额限制，一方面影响美国消费市场和通胀情况，另一方面也会影响特朗普中期选举的支持率。
反垄断调查方面，中国可利用《反垄断法》对美国企业在华垄断行为发起调查，既创造谈判筹码，又加速国产替代。
进口方面，中国在进口美国电影、能源品、大豆、大飞机等方面掌握筹码。2025年4月10日，国家电影局表示将适度减少美国影片进口数量，后续存在落地可能。能源品领域，中国既可以增加采购以满足美国出口需求，也可减少进口作为反制措施。航空器和农产品也同样如此，中国巨大的航空市场意味着中方在大飞机进口领域具有一定的调控主动权。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消费国与进口国，中国具有“买方市场”优势，中国有序进口美国大豆满足了特朗普中期选举的叙事需求。
3.总体而言，中期选举年中美双边关系的有利因素多于不利因素
第一，关税的政治约束在中期选举周期内趋于强化。中美双边关系恶化或再度导致中美贸易完全中断。在此情况下，通胀与增长下行风险可能在选举前集中显现，不利于共和党选情；若大幅回调，则与特朗普前期夸张的“赢学”宣传相违背，可能削弱特朗普个人的“光辉”形象。影响中期选情。综合判断，特朗普政府更有可能维持现有关税框架，通过有选择的落地关税政策对冲经济与选举压力，关税在中期选举前将更多体现为约束性而非扩张性。
第二，美国对华鹰派无法左右特朗普选择对华友善。一般而言，除国家协议需参议院投票追认，重要立法取决于国会之外，美国总统拥有较大权力，可以自由决定国家发展方向。尽管如此，国会的倾向、利益集团的声音、媒体的评论和舆论的监督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国总统对其政策的想象力。然而，特朗普是不缺乏想象力的总统，当前国会、阁僚、司法和舆论监督也没有能力限制特朗普的想象力，而2.0版的特朗普只会更充分的发挥想象力来行使总统权力。高普选票加两院横扫的大选结果为特朗普提供了舒适的立法环境。当前民主党议员除了在各类听证会上可以给特朗普内阁成员“难堪”以外，几乎无法提供任何制衡。同样的，美国的司法和舆论监督也处于同温层里难破圈的状态。尽管美国朝野两党已经就长期、战略上遏制中国达成了共识，美国战略学界已经就“中国作为美国今后的唯一战略级竞争对手”达成了共识，一位我行我素的总统仍然可以脱离共识、把握议程设定方向和外交节奏的主动权，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不受制约。
第三，特朗普的“敌友观”不视中国为地缘对手。特朗普的“敌友观”更强调国内敌人——民主党、司法机构、党内批评者等。特朗普与内部敌人是零和博弈，目的是让"别人差"。外部对手包括日韩、越印、加墨、巴西、欧盟等作为贸易协议谈判的对手方；朝鲜、俄罗斯、伊朗等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既作为贸易协议谈判方也是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与外部对手是正和博弈，目的是让“自己好”。地产商的性格令特朗普对国家间竞争的敏锐度弱于政敌间的竞争，谈判家的定位让特朗普本身对外部对手的态度，取决于且仅取决于外部对手给美国准备的交易条件。特朗普把中国看作可以榨出更多利益的更大蛋糕，与中国达成大交易从来是特朗普的首要目标，特朗普多次公开说他“希望中国好”，这一方面源于特朗普可以“希望所有国家好”，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特朗普并未把中美双边关系看作是“敌人之间的系统性竞争”。
（二）若对等关税被判违宪，美国加征替代性关税或增加不确定性
若IEEPA被判违宪，替代性关税或重新带来中美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当前特朗普对华全范围关税的构成约为10%第一任期关税+10%对等关税+10%芬太尼关税，其中援引IEEPA的对等关税和芬太尼关税共计20%或被判决违宪，特朗普不得不遵从裁决暂停IEEPA关税的实施，但预计会立刻寻求替代手段，包括加征《1974年贸易法》122条款关税和《1930年关税法》338条款关税。
122条款无需任何调查即可启动，是最快速的替代方案。122条款授权总统在美国面临重大贸易逆差的情形下对所有进口商品统一征收最高15%的关税。然而，122关税的执行时间较短，最多维持150天，续期须经国会同意。
338条款授权特定国家歧视美国产品时，总统可加征最高50%关税。338关税的持续时间很长，也无须复杂调查，但该条款创设于大萧条前夕，至今从未被使用过。338条款的优点税率高，但使用条件更苛刻，在当前背景下违宪风险更高。
如果被判违宪，特朗普可能采取三种组合：
一是只使用338关税。338关税的威胁性最强，但338条款属于报复性关税、法理上不允许单边主动征收。如果特朗普只使用338关税，将会继续面临司法诉讼。参照本轮5个月的上诉周期，新一轮最终判决可能在美中期选举前生效。如果338关税也违宪，美法律体系对总统加征关税的授权会进一步下降。
二是组合使用122关税和338关税。以122关税为主的策略司法风险小，共和党作为两院的党团多数也可延期122关税，但关税的后续威胁性将大幅下降。122关税只需“美国面临重大贸易逆差”作为触发条件，但最高税率只有15%，且面临国会掣肘。在这一情形下，特朗普或援引122条款对华加征15%关税并援引338条款对华加征39%关税来实现替代，其中34%的338关税暂缓实施。
展望后续，中方可能把IEEPA被判违宪视作中美关税降级的机会，但一旦特朗普坚持采取替代性关税代替“对等关税”，则可能给2026年的中美双边关系带来风险。
风险提示
美国重启出口管制；关税加征超预期；外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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