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供应链重组、人工智能变革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古北校区举行。会议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指导下，由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上海市经济学会和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联合主办，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学术期刊社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共同承办，来自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如何抓住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推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展开了深入研讨。
重视贸易变局视角下的供应链重组问题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马英娟在致辞中指出，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国必须抓住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重大契机，通过“数智化”产业变革和科技创新，推动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的深度调整，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加速科技自立自强，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要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智能化改造，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要积极拓展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降低对传统发达市场的依赖，同时必须加强新时代供应链韧性和国际经贸治理，着力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和完善，积极参与全球经贸治理，提升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党委书记祁明在致辞中指出，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深度调整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推进建设，亟须学界与业界的高度关注和共同推动。高校作为知识创新、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重要阵地，肩负着应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深度调整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使命。因此，高校应通过深入研究，为企业提供优化供应链管理、提升全球竞争力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方案；应加大相关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力度，培育更多掌握前沿技术、能推动产业创新的专业人才。此外，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格局下，高校还应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拓展师生国际视野，提升学校在全球学术领域的影响力，为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产业话语权争夺等方面贡献智慧与力量。
历史经验：大国崛起并守成的三个必备条件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全球产业重心的转移，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原副校长、数字经济交叉学科中心主任佟家栋在主旨演讲中深入分析了历史上大国崛起与衰落的内在逻辑，重点剖析了美国崛起与当今相对衰落的原因，总结出大国想要成功崛起并守成的三个重要的必备条件：一是必须抓住产业革命的机遇，加大对新兴产业的研发投入，培养和吸引高端人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二是要完善开放型体制机制，促进资源的高效配置，吸引全球人才、技术和资本，为产业链供应链重组注入强大动力；三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追求，探索构建包容、韧性、可持续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国家级人才项目特聘教授、国家高端智库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首席专家刘志彪认为，美国所谓对等关税是借政府有形之手，颠覆WTO下的交易体系，重塑缺乏比较优势的全球供给体系与供给结构，会使产业链短链化、内向化和本地化。因此，美国对等关税对我国全球产业链布局会带来巨大影响。他提出，中国可以通过打造五种新的产业链模式，包括刚需型“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产业链、转口贸易型“中国总部—海外非美生产基地—美国市场”产业链、非美市场依赖型中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链主型“中国总部—美国生产—全球销售（尤其是美国市场）”产业链，以及集群型中国国内布局的全球产业链，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为重构新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我国应从建立出海服务平台、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合作、推进新质生产力战略、扩大内需市场、构建多元化全球市场等方面持续发力。
政策或转型创新增长导向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正加速进入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新经济时代，不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面临深刻变革，创新范式也面临着根本性变革，而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创新激励，不仅需要体制机制创新，更需要宏观政策的创新。国家级人才项目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以“深度求索”等“杭州六小龙”为案例，深入剖析了人工智能时代创新范式的根本性变革，提出了构建“创新增长导向的第三大宏观政策”的设想。他指出，不同于传统工业时代创新依赖于高强度的资本投入和大规模的机器设备，人工智能时代智力与数据成为核心投入要素，模型算法成为主要产出，具有高可变性、非竞争性和虚拟破坏性等特点。支撑杭州创新迸发现象的背后不仅是人工智能时代创新范式的变革，而且在这基础上形成了三大机制创新，即汲取全球一流青年人才置于一线创新前沿的“青年主角”机制、领先型平台企业的微观赋能与创新型城市的公共赋能耦合助力的“双赋能仓”机制，以及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一体打通科技创新前沿与产业问题前沿的“双前沿”机制。他认为，创新增长导向的第三大宏观政策以创新增长理论为基础，能够推动生产函数前沿迭代，实现生产力的跃迁。他建议，宏观政策工具应从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转向包括创新政策在内的多元化工具，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和科技创新激励的需求。
反思“大象曲线”，直面四大趋势，应对三大冲击
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干春晖教授指出，当今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对产业链供应链带来深刻变革，过去支撑全球化的三大支柱已难以为继。米拉诺维奇的“大象曲线”揭示，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加剧了富裕国家中下阶层的不满，成为民粹主义与地缘冲突的温床。特朗普2.0贸易政策呈现“泛安全化”的新特征，关税被赋予财政、战略威慑、产业回流等多重功能。当前，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已明确转向“战略竞争对手”，政策从“脱钩”转向更具策略性的“去风险化”。未来全球贸易治理呈现地缘裂痕导致产业链碎片化、制度阵营化风险加剧、区域协定成为主导和规则标准竞争白热化四大趋势，这将对中国形成三层冲击：短期冲击出口与就业，中期削弱技术升级能力与资源定价权，长期面临被全球新贸易规则边缘化的风险。对此，中国须以拓展多元化贸易网络（包括RCEP、“一带一路”等）、构建人民币结算体系、强化关键矿产布局与话语权以及必要时给予精准反制等予以应对，同时，中国还需在制度博弈中抢占规则塑造高地，以战略定力应对风高浪急的变局，以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的多层次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不确定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蓓文研究员认为，新形势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是政策层面的调整，更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深入探索。在理论上，需要深化整体框架设计、体制机制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为“十五五”开局打下坚实基础。在实践上，应围绕“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具体内容进行制度创新，其中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是重中之重。具体而言，中国应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战略协同；以自贸试验区探索为抓手，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战略协同；推动“内”“外”循环联动发展，增强中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
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黄建忠教授指出，当前中国中间品贸易、新三样、新主体、新业态、新模式、新市场等对外贸易模式创新发展速度加快，利用外资与企业“走出去”也发生结构性新变化，经济发展韧性的“增量提质”不仅为我国高水平开放过程中实现“稳外贸”“稳外资”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与稳定注入了信心与力量。我们要牢牢抓住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重大契机，以“数智化”强链、补链和升链等多措并举，重构具有包容、韧性、可持续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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