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把5月12日的中美高层会谈当成中美谈判，把《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当成谈判达成的协议，这显然存在一定误解。在会谈之前，今年截至5月12日，中美各自给对方加征的关税分别为125%和145%，会谈之后，双方声明均免除对方其中的91%关税，另外24%的关税各自都延期90天执行，并且在这90天内为这部分关税究竟征不征，少征还是多征进行谈判。以下就接下来的关税谈判前景及对中国出口和经济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展开讨论。
“芬太尼关税”能减免吗？
年初至今，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且目前仍是实施的高达30%，其中的20%是美国以中国处置芬太尼不力为幌子，分别在今年二、三月份各加征10%的关税。为此，中国决定从 2 月 10 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 10% 或者 15% 的关税。其中，对煤炭、液化天然气加征 15% 关税；对原油、农业机械、大排量汽车、皮卡加征 10% 关税；自2025年3月10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鸡肉、小麦、玉米、棉花加征15%关税，对高粱、大豆、猪肉、牛肉、水产品、水果、蔬菜、乳制品加征10%关税。
显然我国对“芬太尼关税”的反制是偏温和的，主要是避免引发彼此再次关税战。但美国却一意孤行，在4月2日又推出所谓的“全面对等关税” ，又对中国加征了34%的关税。尽管5月12日的《声明》已经将其中的24%暂缓征收90天，但90天内能否达成协议则不可知，因为彼此的预期差比较大。
但对于已经征收的20%芬太尼关税能否免除或少征，从逻辑上讲是可以重启谈判的，即美方所提的要求能否得到满足，或者中美双方如何合作来消除芬太尼对美国民众带来的伤害。但估计美方不愿意就此与中方谈判，因为美方的目的是向中国多征关税以实现中美贸易平衡和收取更多的关税。
因此，中国应该与美国进行全面的经贸谈判，不能只限于关税。如已经出台的旨在打压中国海事、航运和造船业的301调查事件、特朗普颁布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该政策是以安全为借口，限制中国投资美国及美国投资中国。
在后面我们会继续分析中国出口商品被征收的平均关税水平变化，结论是未来90天中国出口商品的平均关税比去年末增加了32.6%；假如90天谈判没有进展，则中国将在90天后，要被加征47.4%的高关税——这将难以接受，也意味着中美经贸脱钩风险大幅上升。故无论是芬太尼关税还是所谓的全面对等关税，对这些荒唐的关税都应该据理力争，要求美方给予减免。
目前美国的软肋是国债规模超过36万亿美元，不仅利息支付规模巨大，而且今年到期债券规模达9万亿美元。我国又是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的美债规模全球至少排前三，可以把如何处置或缓解美债压力作为谈判筹码。
加征关税对今年我国出口的影响
2025年5月12日《声明》发布后，基于关税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我们定量测算关税对2025年中国出口的影响，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关税拖累2025年中国出口1.2万亿元人民币（以下没有标明美元的，均为人民币），全年出口同比下降4.5%左右。
美国对等关税政策，通过三个渠道影响中国出口：A，直接对华关税；B，取消小额包裹免税；C，转口贸易。
先来分析直接对华关税和取消小额包裹的影响。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为3.73万亿元，可以拆分为普通出口和跨境电商出口。2023年中国跨境电商出口1.83万亿元，2024年的金额尚未公布，假设2024年的跨境电商出口增速和官方公布的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速10.8%一致，可估算得2024年中国跨境电商出口2.03万亿元。2024年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出口里美国占比34.2%，假设全年也是该比例，可估算得2024年中国对美通过跨境电商的出口为6934亿元，占中国对美总出口比例为18.6%。那么2024年中国对美普通出口为30403亿元，占比81.4%。
站在中国的视角看，4月初以来对等关税取得了三次积极进展：
第一次是4月12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布公告，对集成电路、智能手机、显示模块等进口产品，不执行对等关税政策。中国向美国出口上述产品也可获得对等关税豁免，2024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上述产品的金额为6858亿元，占中国对美总出口的18.4%。假设这些产品都是通过普通方式出口，那么未被豁免对等关税且通过普通方式对美出口的产品，2024年金额为23545亿元，占比63.0%。
第二次是5月12日，根据《声明》，美国自华进口产品暂停24%的对等关税90天，执行10%的对等关税，取消后续因中国反制而加征的关税。
第三次是5月13日，美国宣布将把来自于中国的小额包裹货物的从价关税税率，从120%下调至54%。而在今年5月2日之前，美国对价值800美元以下的小额包裹进入美国是免税的。
由于这三次调整，不涉及美国以芬太尼为由对中国产品加征的20%关税，后续这20%的关税继续执行。
4月10日到5月13日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美国对华关税较2024年提高了20%×18.4%+133%×63.0%=87.4%.其中，20%×18.4%指的是4月12日被豁免对等关税的产品，被征收了20%的芬太尼关税；133%×63%指的是，除了4月12日被豁免关税和小额包裹外，其余占比63%的产品，关税税率提高了133个百分点（从12%提高至145%）。
未来90天内，美国对从我国的进口产品关税税率较2024年总体提高了20%×18.4%+54%×18.6%+30%×63.0%=32.6%。
如果90天内由于中美谈判取得进展，美国对华关税税率维持不变，那么8月中旬到年底，美国对华关税平均为32.6%。
如果90天内中美谈判未取得进展，美国可能对华产品加征24%的对等关税，那么2025年8月中旬到2025年底，美国对华关税税率均值为20%×18.4%+54%×18.6%+54%×63.0%=47.7%。
如果在90天内中美谈判取得进展时（不加征24%的关税），4月初到年末，美国对华关税平均上升87.4%×(1/9)+32.6%×(8/9)=38.7%；如果90天内中美谈判未取得进展，4月初到年末，美国对华关税平均上升87.4%×（1/9）+32.6%×（3/9）+47.7%×(5/9)=47.1%。
美国进口的关税弹性约为-1.4，即关税每上升1个百分点，美国从中国进口下降1.4个百分点。考虑到未来90天，中国企业预计会有新一轮的对美抢出口，全年维度看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关税弹性可能缩小（绝对值变小），假设为-1。
根据前面的分析，在90天内中美会谈取得时（不加征24%的关税），2025年二季度到四季度，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38.7%；在90天内中美会谈未取得积极成果时，2025年二季度到四季度，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47.1%。
再来分析对等关税政策对转口贸易的影响。东盟和墨西哥是中国主要的转口地区，2018年后中国向墨西哥、东盟的出口增速，明显快于中国总体的出口增速，而且比中美贸易摩擦之前的增速高。假设中国向墨西哥、东盟的出口增速，快于趋势的部分，由转口贸易贡献，可算出来2024年中国对墨西哥、东盟的出口里，转口贸易分别为1700亿元、7200亿元，分别占当年中国对墨西哥、东盟出口的26.2%、17.2%。
目前中国主要的转口贸易地区，基本获得了美国90天的高税率对等关税豁免，执行10%的对等关税税率，符合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的墨西哥产品进入美国依然可享受免税，这要明显低于美国对华的关税税率。预计二季度，中国的转口贸易金额将大幅上升，抢在豁免期加快对美出口。按正常规模翻倍计算，预计二季度中国转口贸易将增加2000亿元。
三季度开始，中国转口贸易的难度可能将上升。美国进口对关税的弹性为-1.4，假设下半年转口贸易最终被加征的关税为20%，下半年转口贸易将减少约1250亿元。综合前面的计算，那么2025年二到四季度，转口贸易将增加750亿元。
两种情形下，关税政策对2025年二季度到四季度，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拖累分别为1.14万亿元、1.39万亿元。考虑到转口贸易的影响后，关税政策对2025年二季度到四季度中国总出口的拖累分别为1.07万亿元、1.31万亿元，中值为1.2万亿元。
假设剔除掉转口贸易后，2025年二季度到四季度，中国向除美国外的其它地区出口平均下降2%，加权考虑A、B、C三大渠道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在未来90天中美谈判取得进展时，中国出口同比下降7.0%；如果未来90天中美谈判未取得进展时，中国出口同比下降8.3%。
2025年一季度，中国出口同比增长5.8%。最近三年，一季度出口占全年比例平均为23%。加权后计算得2025年中国出口同比，在两种情形下分别-4.1%和-5.1%，中枢在-4.5%左右。
关税或拖累今年GDP0.6个百分点
同样先分析渠道A和B对2025年中国GDP的影响。牛津经济研究院测算显示，美国对华关税从10%提高到60%时，中国GDP增速对美国关税的弹性约为-0.03，即美国对华关税提升1个百分点，拖累中国GDP增长0.03个百分点。
考虑到90天后关税政策存在不确定性，未来90天中国企业会加快抢向美国的出口，抢出口效应使得关税税率提升对中国GDP的拖累趋弱，假设中国GDP增速对美国关税的弹性变为-0.02。
在90天内谈判取得进展和没有取得进展的两种情况下，关税政策对2025年二季度到四季度中国GDP的拖累分别为0.77个百分点、0.94个百分点。由于后三个季度GDP占全年比例为77%，那么关税政策对2025年全年中国GDP的拖累分别为0.6个百分点、0.7个百分点。
再来分析转口贸易的影响。前文指出，2025年二到四季度中国通过东盟和墨西哥的转口贸易，将增加750亿，大约对全年GDP正向拉动 0.06个百分点。
综合来看，两种情形下关税政策对2025年中国GDP的拖累分别为0.53个百分点和0.66个百分点，中值为0.6个百分点。
今年的增量政策仍值得期待
由于受美国超预期提高关税的影响，出口将出现负增长，而去年出口对GDP的增量贡献达到30%，故今年我国要实现5%的GDP增长目标，就需要有财政支出上的增量政策。
从我国过去两年看，GDP增速均是一季度表现比较强，后两个季度则明显走弱。估计今年二季度后经济受出口拖累影响会比较明显，故存量政策应该尽快落地，增量政策则要适当前置。而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促消费，因为出口下降则产能过剩压力会进一步加大。
从过去的经验看，尽管促消费一直是政策的重心，但每年的消费增速却远低于制造业或基建投资，这是什么原因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消费是慢变量，促消费的政策往往不能立竿见影，另一方面由于GDP考核的主要在地方，为了完成当年的GDP增速目标，最终还是会侧重在投资方面发力。
因此，建议今后应该建立促消费的考核指标，以加快中国经济从投资向消费转型的步伐。今年的财政赤字率应提高0.5个百分点，即增加7000亿左右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促消费。
例如，以旧换新实际上就是国家补贴消费，今年规模达到3000亿元，促消费的效果不错，建议继续追加规模。但建议补贴范围继续扩大，从耐用消费品领域扩大到一般消费品，从商品消费扩大到服务消费，这样可以使得获得消费补贴的受益群体大幅增加。因为像手机、电动车、家电、家装等国补的
受益人群以中高收入者为主，但中国的消费主力却是中低收入群体。
此外，以旧换新思路下的“国补”，对于没有购买耐用品需求而未获得补贴的居民来讲是否存在“公平性”问题，目前似乎没有人提出，可否发行一种称之为“可循环数字消费券”，向全体国民普发，这样既可以实现公平性目标，又能扩大消费的乘数效应。
加快推进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
特朗普上台之后，迫不及待地对全球加征关税，说明美国的政府债务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寄希望于增加关税收入来缓解债务压力。但加征关税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如导致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恶化，国内通胀压力加大、由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损，导致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经济增速放缓，那么，美债和美元信用均受到负面影响。
对我国而言，应对方法除了扩内需之外，就是加大与美国之外国家的经贸合作力度。早在5年前，保持内循环和外循环畅通就被列为我国经济的新发展模式。如近年来，我国已经给越来越多的国家提供免签政策，开放之门越来越大。但这些年来，受国内产业饱和度提高的影响，FDI的增量明显下降，境外投资中国的一级市场投资基金规模也显著减少。
最近证监会已经出台了一揽子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政策，包括了“鼓励境外投资机构依规设立投资境内的人民币基金”等。目前境外机构持有的A股市值达到3万亿元人民币左右，但占A股总市值比重只有3.4%左右，故需要把资本市场的开放之门进一步开大。
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我国已经与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这也有利于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有利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在国际储备货币占比方面，美元依然保持主导地位，占比58.4%，欧元位居第二(20.2%)，日元排第三(5.5%)，英镑第四(4.8%)，人民币以3.6%的份额位列第五。不过，从增长速度看，人民币是唯一持续增长的主要储备货币。
同样，今年3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占比上升至4.33%，首超日元。但相比美国的41.1%份额，差距还是比较大。当然，该数据存在一定低估，因为该统计未包含CIPS、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及与部分国家或地区本地结算系统的结算数据，故实际人民币结算比例高于此，但加总后估计在8%左右（国际清算银行估算2024年占比为6.8%）。但我国的GDP已经占全球17%以上，出口占全球15%左右，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在当下美元走弱、美债信用受到一定负面影响的背景下，继续扩大CIPS的使用面、推广数字人民币，是目前难得的良机，也是应对美元霸权及可能发生中美金融战的有力手段。但要让更多的国家、更多的贸易商和居民接受人民币，恐怕还得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度、放松管控。
如今，美元应该贬值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美国高层人士和世界各国的共识，这实际上也是抓紧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难得契机，使得这一进程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更小。
宏观经济是一个大系统，任何一项政策都会带来利弊得失，因此，不要期望有万无一失的妙招。从全球范围看，当今强悍的企业（如七巨头）几乎都是靠激烈的市场化竞争而崛起，企业如此，行业也一样。过去30多年来中国出口行业的一骑绝尘，靠的是改革开放下大量引进外资，靠的是民企在后续出口中担当最大主力。
所谓韧性，就是好的体制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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