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财政部以所谓“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部分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清单）。这一举措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美国长期以来滥用单边制裁、不当域外管辖的延续。对此，中国商务部依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以下简称《阻断办法》）发布禁令，明确要求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有关中国企业的相关制裁措施。这一法治回应，既是对国家主权与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决捍卫，也是基于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理性、专业之举。
必须明确指出，美国此次制裁在程序与实体上均不具备国际法合法性。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国家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也严重破坏了国际经贸秩序。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明确规定，联合国“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国家主权平等是国际法的基石性原则，意味着各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原则上仅在其领土范围内有效，一国无权将其国内措施凌驾于他国之上。美国对第三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实质上是将本国意志强加于他国，侵蚀他国经济主权，构成对主权平等原则的公然违背。
196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明确指出，“任何国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其他措施胁迫他国，以谋自该国获得主权行使之屈服，或取得任何利益”。美国以单边制裁手段干涉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正常经贸关系，正是该宣言所明确禁止的干涉行径。
美国单边制裁措施既无安理会授权，也未得到相关国家同意，其域外适用在国际法上不具有合法性基础。对于缺乏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中国坚决反对。
美国此次制裁属于“次级制裁”，这是赤裸裸的域外管辖滥用，严重背离了国际经贸规则的基本精神。美国以单边制裁阻断正常国际贸易，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美方“无理在先”，其行为本身就是对国际法治的破坏。中国依法反制，是维护本国法律秩序和国家主权的正当权利。
中国商务部依据《阻断办法》发布禁令，与国际通行做法完全一致，是维护本国合法权益的正当制度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阻断立法具有深厚的国际实践基础。欧盟于1996年制定阻断条例，2018年更新修订，明确禁止欧盟企业和个人遵守美国不当单边制裁立法。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也先后制定了类似立法。这些立法体现了国际社会对非法单边制裁的共同抵制，中国《阻断办法》与这些制度在法理基础上高度一致，体现了国际法治的普遍共识。
二是阻断措施的适用符合《阻断办法》。《阻断办法》的适用并非任意扩大，而是有严格限定：外国法律与措施的域外适用必须“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且“不当禁止或者限制”正常的经贸活动。此次禁令针对的正是美国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制裁措施，目标清晰，范围明确，体现了法治的精准与理性。
三是为有关组织和个人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禁令要求中国境内组织和个人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制裁措施，为中国境内的有关组织和个人提供了清晰的法律规范和行为预期。此外，《阻断办法》还规定了相关配套制度，既维护禁令的刚性约束，又保留法治的必要弹性。
从国际法角度看，美国单边制裁措施在中国领域内本来就不具有法律效力，企图将其效力延伸至中国，是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粗暴践踏。中国商务部依据《阻断办法》发布禁令，要求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制裁措施，是中国主权的正当行使，是维护国家主权和企业合法利益的必要之举。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不采取阻断措施，将产生严重的“寒蝉”效应。企业若因惧怕美国制裁而选择执行和遵守美国制裁措施，实质上是主动接受美国单边制裁措施的域外管辖，这将形成危险的先例：只要美国施加压力，中国法律的管辖效力就会被实质性侵蚀。长此以往，美国将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动更多违反国际法的单边措施，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因此，依据《阻断办法》实施的禁令，是构建长期防御体系的关键一步，是维护国家法律权威以及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必要之举。
中国始终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践行者，一贯严格遵守联合国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多边制裁决议。对于未经安理会授权、缺乏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措施，中国基于国际法上的属地原则和不干涉原则，有权采取必要措施维护本国法律秩序。
美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本应带头维护国际法，却屡屡绕开联合国，滥用国内法工具，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他国。这种霸权主义行径，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广泛不满。中国的阻断措施，不仅是在保护本国企业，也是在为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贡献力量，占据道义与法理的制高点。
中国此次依据《阻断办法》对美方非法单边制裁措施作出明确、有力的法律回应，是基于国际法原则、国家安全需要和企业合法权益保护的综合权衡，其目的在于恢复被非法行为破坏的法律状态，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法治思维、以法治方式维护国际秩序的努力。任何企图通过非法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主权和企业利益的行为，终将遇到中国的坚决“阻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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